詩人與流氓

柏拉圖要把詩人趕出他的「理想國」，因為他認為詩歌是灌溉情感的工具，會分裂人心引起不安，或者製造嘲謔、輕佻的笑話，帶給公民道德不良的影響。當今之世，是否存在此種視詩人為惡棍的「理想國」，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詩在許多國家仍被許多人所知珍愛、敬重著。

俄國與日本人大概是其中最顯著的兩個。俄國人對詩的喜愛令人動容，一場詩歌朗誦會動輒有上萬人聚聽，在書店門外大排長龍購買新出的詩集，是屢見不鮮之事。大學剛畢業不久，我在《時代周刊》上驚訝地讀到有一萬五千人聚集在莫斯科的運動場聽詩人瓦茲涅辛斯基（Voznesensky）唸詩——啊唸詩，而不是服裝表演或唱歌——雜誌上說訂購他的詩集的俄國人多達五十萬。

日本人對於本國乃至於世界各地文化的尊重更是有目共睹。小耳朵上經常看到他們拿黃金時段全程轉播情趣盎然的吟詩會：詩人們聚於名山幽境，煮茶賞景，競寫俳句，互相品評。有一天早上起來，打開衛星電視，發現正在介紹一名女詩人，螢光幕上映出微黃的她的詩集的書頁，以及用毛筆寫成字幕、配上清勻的朗讀聲播出來的她的詩句。淡雅的漢字交雜在我不認識的平假名中，我不知道她是誰，也不知道她詩句的意思，但我認得那些漢字，我知道那是詩，因為它已經奇妙地散透出力量，讓我在即將面對每日繁瑣生活的一天的最開始，感受到一種甜美、親密的詩意；讓我感覺——並且羨慕——當一個詩人真好。

       這樣的感覺帶給人的應該是安定，而不是不安。這樣的詩意應該會讓人變成好人，而不是流氓。

智利詩人聶魯達（Neruda）曾經在他的祖國的每一個角落——廣場、街道、工廠、演講廳、戲院、花園——唸詩給他的同胞聽。他認為我們這個充滿戰爭、革命、社會動亂的時代，得天獨厚地為詩歌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廣大空間。他自己的詩即是最好的例子。他寫過三冊詩行簡短、清新真摯，歌頌蔥、鹽、麵包、天氣、工作、悲傷等生命基本元素的《元素訟》，也寫過龐大繁細、集三百多首詩於一首的拉丁美洲史詩《一般之歌》；他寫過委婉動人、在西班牙語世界家喻戶曉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悲歌》，也寫過包含個人內在孤寂與外在群體苦難的《地上的居住》。

在他的《回憶錄》裡，他描述在他出版詩集《黃昏之書》的那一年，十九歲，典型乾瘦而營養不良的學生詩人的他，有一次跟一些朋友到一家破舊的酒店——那是探戈和不良幫派盛行的年代——他看到兩名惡名昭彰的混混正在場中央互相比劃、辱罵，彷彿兩頭野獸亂舞於原始叢林，驚得舞客們紛紛退避到桌子後。骨瘦如材的聶魯達不假思索地步向前去大罵：「你們這兩個癟三，大家是來這裡跳舞，而不是看你們胡鬧！」

那兩個混混同時嚇一跳，他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的耳朵，矮個子的那位以前是拳擊手，他走向聶魯達準備要揍他，就在要出手時卻反被他的仇敵——另一名混混——一拳解決在地。他像麻袋般被拖走，場中的所有人都舉杯向聶魯達致敬，擊倒對手的這名高大的混混也沾沾自喜地想加入慶功宴，聶魯達卻厲聲對他說：「滾開，你也不是好東西！」

稍後，當得意過頭的聶魯達跟他的朋友穿過窄道要出去時，出口卻被人擋住了——原來是剛才那名高大的混混。他手拿鏟子，鈀聶魯達引向另一扇門。友伴們看了拔腿就跑，留下聶魯達一個人無助地面對磚牆般聳立的壯漢，手無寸鐵，準備受死。出乎意外地高大的混混居然問他：「你是不是詩人聶魯達？」聶魯達回答說是，對方立刻垂頭自語：「我真是混蛋！有眼不識我衷心崇拜的詩人，還讓他罵我是癟三！」接著他抱頭痛哭：「我只是流氓，剛才和我打架的傢伙是個毒販！我們是世上的殘渣，但我身上仍有一樣乾淨的東西，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我的女朋友對我的愛！請看看她，聶魯達先生，看看她的照片。我將告訴她你曾親手握過她的照片，她會高興萬分。」他遞給聶魯達一張面帶笑容的女孩子的照片：「她因為你而愛我，因為你的詩，我們曾一起背誦它們。」他隨即背起聶魯達的詩，就在這時聶魯達的朋友們帶著武器回來，在門口看到這一幕都楞住了。聶魯達緩緩走開，留下那人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兒背詩——被詩屈服！

在同一本書裡，聶魯達還提到兩枚蘇俄的飛彈，曾神奇地把一架蒐集情報的無人飛機從不可思議的高度擊落。新聞記者齊湧向偏僻的山區，訪問孤獨地駐守在那兒的兩名立大功的年輕射手。在那片佈滿樅樹林、溪流、冰雪的廣漠天地，他們嚼蘋果、玩象棋、彈手風琴、看書以及守衛。他們向上高瞄，守護祖國遼闊的天空。記者問他們一大堆問題：「你們吃什麼東西？父母叫什麼名字？喜歡跳舞嗎？看些什麼書？」其中一名射手回答：他們喜歡看詩，特別是俄國的普希金和智利的聶魯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