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盡,良弓藏」,在中華帝國幾千年的歷史上,週而復始地上演著這出鬧劇。整個歷史陷入一個怪圈,無論你如何掙紮,終究不能走出循環,就如齊天大聖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般。由於每朝每代都發生了此類事情,因此從邏輯上、直覺上來說這都不應該是某個皇帝的個人素質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借用經濟理論,我們可將皇帝與功臣間的關係看作一種委託代理關係。皇帝作為帝國的所有者,控制著帝國的產權,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國家,必須委託一個或數個代理人來幫助他管理國家。在這樣一個委託代理關係下,皇帝給功臣們高官厚祿,對他們的要求是勤奮工作,為皇帝效命。不過皇帝最主要、最關心的還是要求功臣們不得造反。
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確保江山萬代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功臣們造不造反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皇帝們絞盡腦汁來解決的問題。解決功臣們造不造反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識別到底誰會造反,但這是一個信息不對稱的格局:大臣們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卻不知道誰是奸臣,誰是忠臣。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國家要麼有外患,要麼有內憂。外患是有形的,而內憂則無法察覺(原文是奸邪無狀)。一個奸邪無狀的自白道出了皇帝們的無奈:他必須有什麼方法可以鑒別出誰是奸臣,誰是忠臣。
那有什麼信號又能讓皇帝識別出奸臣呢?
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強懲罰威脅力度,諸如滅九族、淩遲等處罰手段,這樣有風險規避行為的人會選擇不造反。不過當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風險愛好者在有機會時總是會去嘗試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開國功臣本身就意味著他們是風險愛好者,若不然誰會去「提著腦袋幹革命」呢?所以,事後懲罰的威脅對以冒險為業的功臣們來說不會有太大的震懾意義。
那麼以親戚關係來識別呢?從呂後到李世民,從多爾袞到雍正,親戚的血緣、親情約束對爭奪帝位來說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從不會將其放在心上,分我一杯羹更是千古名言。
那能否根據對皇帝是否恭順這個信號來識別奸臣呢?毫無疑問,真正要造反的人對皇帝也照樣會畢恭畢敬,安祿山對唐明皇的肚裡只有一顆赤心的絕對服從令人記憶猶新,這個信號沒有任何意義。那能否逆向思維,認為敢和皇帝爭辯的就是忠臣,不敢爭的就是奸臣呢?可惜,歷史上的權臣是敢和皇帝爭辯的,不敢爭的依然是忠奸難辨。
每個開國皇帝都面臨著這樣的困境:他無法從功臣集團中分離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須想盡辦法保證自己的兒孫能順利繼承皇位。為此,皇帝們自然有自己的分離信號來進行分離,將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確保江山永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在不能辨別忠奸時,皇帝們選擇了實際上也只能是這樣的一個分離信號:有能力造反的和沒有能力造反的。對於皇帝來說,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殺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無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面臨著同樣唯一的選擇,最後都作出了同樣的選擇,讓我們後人見識了一幕幕鬧劇。不要問你想做什麼,而要問你能做什麼,功臣們天然有罪,誰讓他們有能力造反呢。
功臣們僅作出不造反的承諾是不夠的。為了使自己的承諾可信,功臣們應該交出兵權,在這種行動的承諾下,功臣們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這樣皇帝們可安枕無憂,大家也就相安無事,歷史上「杯酒釋兵權」就是這一方案的經典案例。應該承認,這一方案是極好的,讓很大一部分功臣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但對一個掌握過權力的人來說,這種政治生命的自殺卻不是一件容易選擇的事情。而且,對那些有極高威望的開國功臣來說,只是交出兵權仍然不可能讓上頭放心。比如韓信,漢朝建國之初他就被廢為淮陰侯,兵權盡無,呆在長安無所事事。即使這樣,韓信最後也被滅三族。又如李世民,由於唐朝實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後回到長安其實也沒有什麼兵權,他在長安的實力不如李建成。在李建成被殺後,李建成的人馬差點把秦王府攻破,後來靠扔出李建成的人頭破壞對方的軍心才奠定勝局。但是,李建成可沒有因為這樣放鬆對李世民的警惕。為何功臣交出了兵權還要被清洗呢?
其實用經濟學理論很容易解釋這個現象。功臣們的資產除了官位、兵權這些有形資產外,還有不可與其肉體分離的威望、才幹、人際關係和勢力集團這些無形資產。功臣們交出了兵權,但這些無形資產卻無法一起上交。可口可樂的總裁宣稱,即使可口可樂的所有工廠被毀,可口可樂憑借其無形資產也能迅速東山再起。同樣,韓信、李世民等的無形資產足夠讓上頭睡不安枕了。比如韓信,雖然賦閒在家,類似軟禁,但他到劉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噲家做客時,樊噲還是畢恭畢敬,說「大王乃肯臨臣」。樊噲在劉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呂後的妹夫,劉邦的老相識,對韓信如此態度,足見韓信在劉邦集團中的威望了。
在歷史上,交出兵權應該說擡高了造反的門檻,使皇帝們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號進行甄別時只能分離出一小部分威望極高如韓信、李世民之類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沒有兵權後倒真的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像劉邦,他殺的就是韓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經獨當一面的功臣,還囚禁過獨自鎮守過後方的蕭何,而周勃等戰將就逃過了清洗,因為劉邦很明白沒有獨當過一面是很難形成自己的勢力集團的。
對於韓信、李世民這類級別的開國功臣來說,沒有任何信號可以讓上頭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無形資產,當然這就意味著消滅自己的肉體。如果韓信自殺的話,相信劉邦不會滅他的三族,相反會到韓信的墓前掉下幾滴眼淚,說不定還會給韓信的兒子封官,並招為駙馬。李世民就很聰明,沒有任何幻想,果斷地發動了軍事政變,殺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親,霸佔了自己的弟妹,成為中國歷史上開國功臣奪取天下的唯一例證。不過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為他是皇族的緣故,遇到的反抗較小,異姓的開國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機會就小得多,像英布就失敗了。
只要是家天下,屠殺功臣就是一個走不出的死結。只有在現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過各種制度限制私人勢力的發展,一方面通過領導人的選舉,使將軍們可以合法競選最高領導人,才能走出這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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